我的2013
我的2013，大事成了小事，小事变成大事。
说一下这小事变成的大事。
去年十月，我搬到了东湖边，恢复了每天坐公交车上下班的生活。
公交车从武昌到汉口，从我的楼下到单位楼下，刚好从起点到终点。车程约一小时，脑力清新若晨，我把这用作了每天固定的读书时间。车上总有座，一小时只能待在那儿，哪儿也去不了，什么事也做不成，真好。
通读了《红楼梦》。高中时曾硬着头皮读完前八十回，一无所见。现在，总算读明白了那琐琐碎碎文字后面细细密密的心思。读砖头一样的珍妮丝·乔普林传记《活埋蓝调里》，Myra Friedman著，高晓莹译。又读三个砖头一样的冯友兰《中国哲学史》……
这恢复了我中断差不多20年的每天的读书生活。
《中国哲学史》在第一个砖头中间，戛然止住——今年十月，单位搬家，从汉口高家台迁移到了武昌东亭，522公交车的生活终结。
新单位在东湖另一面，可以步行，单程约45分钟。生活节律决定了生活内容，生活节律就是生活内容。发现我的读书生活再一次云消雾散，已经是单位搬迁一个月后，当时我走在东湖边，在上下班的路上，恍然明白上下班的内容已换。
就走路。每天一个半小时，环湖而行，环湖走走停停——尤其是傍晚，下班途中，看湖，看树，看天，看鸟。
一个城市有三个面目。开车的城市，坐公交车的城市，走路的城市，每个城市都不一样。这一年，我恢复了另外的知觉，进入它更细的脉管，游遍城市全身。
我对另外的生活有了一些了解。
湖边最多的鸟，是喜鹊。浅灰色的身体，带一点点蓝。它们那样飞，像那样落，像那样成对觅食，像那样滑翔。尾巴和身体差不多等长，在草坡上走，草深了，就显得不方便，但飞起来，好看。
喜鹊落在深草里，身体没进去，有时只露出精黑的头。精黑，我造的词，没有更合适的词。它那么黑，吸进了光，又反射出更柔和深潜的光，黑得纯正，即使隔很远，也能看到那因为羽毛而显示出的完美质地。那是生命才有的黑，是自由野生的活物的黑，优雅纯粹，精气四射。
有时，一只，或者两只喜鹊，落在了穿湖隧道的墙头上，这样，我们就会靠得很近。两只喜鹊，我觉得那是一个家庭，小家伙们此时就在我凉台上方树丛的大鸟巢里，等待着父母归来。那是我家门前的一条小道，我走过去，经过时看它（们）两眼，它（们）也看看我，然后各走各的道。
斑鸠是另一种常见的鸟，远远望去，它们的羽毛灰扑扑的，像是有点脏。斑鸠是现代生活的大师，早已习惯了城市生活，时常在人类的垃圾桶附近出没，那里有它们觅不尽的美食。我书房的窗户，有一个小平台，斑鸠有时落在上面。隔着玻璃，它看不见室内，自由自在，无忧无虑；而我就在它的咫尺之内，低眼看它，暂停下电脑上的活计。在近处，斑鸠恢复了它的美，极干净纯洁的灰，脖子上一圈只有上帝才造得出的黑白斑花环，美得惊心动魄。
春天，有一只鸟的叫声，穿过了夜晚的大气，抵达了我的屋子。我凭着直觉认定，是布谷鸟，只可能是布谷鸟，才有这样的叫声。
问做过农民、渔民的岳父，他也听见了，他很肯定地说，是布谷鸟。
这布谷鸟在东边大约一里外的一个树林里，每到夜晚四下无人，便开始鸣叫，每次叫四声儿，像一个三高一低的乐句：“播播播谷——”，“播播播谷——”。有时我半夜醒来，这乐句还在鸣唱着。它唱了整整一个月，每夜每夜，直到初夏来临。有一天凌晨，我看完欧洲杯的直播，关上电视，布谷鸟的叫声由远及近，在客厅外的树丛间绕了一个圈，然后向湖上飞去了。
秋冬早晚，蟋蟀们渐渐叫起来——房前四周，上下班的路上。还不是很繁盛，却已经处处有声。不由想起非典过后那一年，我带着孩子到武汉大学寻虫，诺大的校园走遍，却一片死寂。真好，现在，蟋蟀们又活转来了，不知它们是如何躲过了非典时遍地的杀虫剂。这是给人信心的——不管多严酷的灾难，也都阻挡不住生命的轮转不息。
深秋，有好几天，我在暮色很重时下班去。月亮已经在天空出现，西边是一片晚霞，还没有完全暗下去。嘴尖体肥的夜鹭，肥得夸张，让人暗自吃惊它们是如何把这么大、就像是苏东坡的身躯飞在了天空上。此时，它们从左侧、从东湖那边陆续飞起，越过了环湖路，继续飞，飞向武昌的内城——它们也在回家。
奇怪，它们的家不在湖上，是在城里吗？抑或，在更远的长江岸上？
今早，武昌落了第一场雪。沿湖路上，几十只麻雀站在柳树顶，像站在一丛绿雾上，一动不动，望着路的这边，望着雪茫茫的湖。
它们也不回窝，也不冷，也不叫，就那么呆站着。数排黑团，错落着，又像是精心排过队，怎么看怎么好。这黑团映在灰亮的天上，前面是雪片寂寂。对面的草树里，喜鹊生活如常。又有数只黑鸟，时飞时栖。栖时一身黑，间染白色。待飞起来，两翅展开，才发现大条大块的黑白，对比宽阔鲜亮。
鸟儿们都不叫。下着雪也下着沉寂。湖面，四周，路桥，一片苍茫。